“阅读古文明：全球语文学系列国际讲座”第六讲

Florentina Badalanova-Geller教授主讲古教会斯拉夫语的缮写文化

2022年3月2日晚八点，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CSAT，简称“文本中心”）主办的“阅读古文明：全球语文学系列国际讲座”（Global Philology: An International Lecture Series）第六讲在线举行，大英博物馆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荣誉研究员Florentina Badalanova-Geller教授主讲“古教会斯拉夫语的缮写文化”（Scribal Culture in Church Slavonic）。讲座由文本中心外方主任、普林斯顿东亚系Martin Kern教授主持。

首先，Badalanova-Geller教授介绍了斯拉夫语族的起源，以及古教会斯拉夫语产生的时代背景。斯拉夫语族属于印欧语系，源于原始斯拉夫语，原本是斯拉夫人使用的方言群，范围从中欧、南欧和东欧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古代的斯拉夫语并没有相应的书写手段，长期以口头形式流传，直到9世纪，其书写文化方始萌芽──以格拉哥里字母为载体的古教会斯拉夫语。创造书写形式的需要并非来自于斯拉夫人，而是由当时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的重大变化导致的：在罗马和拜占庭两大帝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中，宗教是主要的统治手段之一，语言也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加以利用。为了让使用斯拉夫语的民众也能读懂《圣经》，必须设计用于书写的斯拉夫语字母。大约在863年，拜占庭的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Cyril and Methodius）创造了一种自成一体的圣书，即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作为专门的基督教仪式语言。这种字母旋即在摩拉维亚地区广泛流传。Badalanova-Geller教授指出，格拉哥里字母的形态极具宗教意味，如字母“A”的形状近似于十字架，象征着基督。这种高超的设计无疑表明了圣西里尔本人所受的教育水平之高。此外，教会使用这种字母所制作的经文版本，如11世纪的《马里亚努斯抄本》（Codex Marianus），充分展现了当时书写的物质技术之发达，从纸张、墨水到制作工艺，无一不精美细致。

作为专门为译经创造的语言，古教会斯拉夫语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宗教色彩，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与流传。Badalanova-Geller教授由图像学的方法入手，翔实地说明了基督教对传写的态度给古教会斯拉夫语带来的影响，以及古教会斯拉夫语口传笔录的校雠习惯。

在基督教传统中，以诺（Enoch）被认为是书写的创造者，他也是一位“书写者”（ “man of letters and/or books” — kъnizhьnikъ / kъnigъchii [кънижьникъ /кънигъчии]），意为从事读写行业或精通读写之人。这一词语有多种含义，其所指的人们可能从事创作、翻译作品、校改译文、辑录译文、校勘文献、编纂文献，也可能是专门的抄写员、审核抄本的校稿员乃至专业的书法家。出于书写角色的多样性，和以传承宗教文献为主的书写目的，古教会斯拉夫语文献的作者趋于模糊，但其书写活动又极为丰富， Badalanova-Geller教授之后介绍的几位翻译或创作了大量文献的古教会斯拉夫语使用者，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古教会斯拉夫语的书写中，口耳传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当时流传极广的圣约翰与门徒写经图即是明证。这幅图像描绘了约翰倾听圣言后转述给门徒，再由门徒书写经文的场景，在当时大量图书的扉页上出现，很可能是部分传教士工作的实录。将希腊语或希伯来语译为古教会斯拉夫语并非易事，由两人以上的小团队分工完成，契合翻译的需要，也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错漏与异文，正与留存文献的情况相符合。此外，这也表明，从事翻译的传教士必定精通两种或以上的语言，抄写者另外还需有高超的书法水平和相当的语言组织能力。

Badalanova Geller教授指出，古教会斯拉夫语研究中有一座险峰：格拉哥里字母与西里尔字母（Cyrillic）的迭代。西里尔字母在12世纪左右完全取代了格拉哥里字母，没有文献能够说明其原因与过程。Badalanova-Geller教授推测，这一变化就像其他影响古教会斯拉夫语的重大事件一样，出自统治者的决定。回顾古教会斯拉夫语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格拉哥里字母的创造者，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两人去世之后，他们的门徒由于政治原因被逐出摩拉维亚地区，有些甚至沦为奴隶，丰富的古教会斯拉夫语图书与语文学实践成果就此化为乌有。在885年，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鲍里斯王子为他们带来了转机：门徒们受邀前往首都，以一批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书籍为基础，凭借他们的记忆重新翻译《圣经》文献。这一时期没有任何词典流传，证明当时的语文学实践完全是基于记诵的。此后，在鲍里斯王子及其后代的支持下，古教会斯拉夫语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重获新生，并发展出两种主要的语文学实践模式：逐字逐句的精准翻译、以保存文献原貌，和意译与注释相结合、以发展斯拉夫文学。这一阶段，学者们发现的大部分文献都用西里尔字母写就，如俄罗斯所存最古老的书籍《诺夫古罗德抄本》（Novgorod Codex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 Кодекс]），以及政策法令、民间信件、还有护身符的刻符等文献。

最后，Badalanova-Geller教授对现存古教会斯拉夫语文献的阅读方式、物质性、抄写者和使用者等情况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Badalanova-Geller教授精彩的课程引起了在线听众的热烈讨论。Martin Kern教授对Badalanova-Geller教授的演讲之丰富翔实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并请Badalanova-Geller教授简明介绍了古教会斯拉夫语在中世纪以后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老师针对古教会斯拉夫语语文学实践的物质性因素与Badalanova-Geller教授进行了交流。其他听众向教授提出了古教会斯拉夫语与古希腊文献的关系、与现代斯拉夫语言的联系等问题。本次讲座在融洽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全球语文学系列国际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明跨学科平台以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联合举办，面向每一位热爱中国语文学的学生和学者。系列讲座将在各文明语文学研究领域顶尖专家的带领下，在全方位、多学科的实践中，阅读和理解古文明，接近文本的过去，也面对全球与中国语文学研究实践的当下与未来。

详情请继续关注文本中心官网：http://icsat.ruc.edu.cn/。

（文：沈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