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日晚八点，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CSAT，简称“文本中心”）主办的“阅读古文明：全球语文学系列国际讲座”（Global Philology: An International Lecture Series）第四讲在线举行，哥廷根人文科学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哥廷根大学伊朗研究讲席教授Eva Orthmann主讲“伊朗与印度间的波斯语文学”（Persian Philology between Iran and India）。讲座由文本中心外方主任、普林斯顿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主持。

在正式进入主题前，Eva Orthmann教授先简要概述了伊朗语言的总体情况。伊朗语言从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分支，又分为东伊朗语和西伊朗语两支，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即是西部分支所属。其中，古波斯语用楔形文字书写，曾长期在波斯地区使用，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4世纪）的官方语言。在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不仅政治上征服了萨珊王朝（公元3-7世纪），而且为伊朗地区带去了阿拉伯语，中古波斯语逐渐逝去了统治地位。此后两个世纪中，波斯语仅仅作为一种口语而存在着。直到9/10世纪，伴随着伊朗（半）独立君主的出现，波斯语才再次成为伊朗地区的主导语言，并从12世纪开始传播到远超伊朗边界的广大地区，如南亚地区、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等等。Eva Orthmann教授表示，这一时期的波斯语，不仅采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并在其词汇中融入了伊斯兰宗教术语，成为了一门文化、教育和管理的语言，因此，一些学者在描述波斯语时，会使用“通用波斯文”（Persographia）一词，而不是“通用波斯语”（Persophonie）一词。

波斯语的广泛使用直到19世纪才接近尾声，但这样一种跨越广大地区、拥有众多截然不同语言背景的使用者的语言，在16世纪前，我们几乎找不到语法，字典和教科书的出现也是相当晚。当然，这一情形并不意味着讲波斯语的人对语法丝毫不感兴趣，只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种语言制定使用规则罢了。Eva Orthmann教授指出，对于波斯语语法的研究，“或多或少”（more or less）是以研究辞赋、韵律和修辞学开始的。其中，第一个重要文本是13世纪初由沙姆斯-盖斯（Shams-i Qais）编写的诗歌手册——《波斯诗歌标准要词索引》（Muʿjam fī maʿāyir ashʿār al-ʿajam）。沙姆斯-盖斯指出，有些诗人在写诗时忽视了语法规则，如词序等，而诗歌的韵律和诗句则更为重要。

Eva Orthmann教授进一步指出，直至十五世纪初，才出现为教授波斯语而编纂的基本波斯语语法书，奥斯曼学者吕福拉·哈利米（Lütfullah Halimi）编写的Bahrü'l Garayib就是典型。此后，也有阿拉伯语、梵语等不同语言书写的基本波斯语语法书出现。其中，贾汉吉尔（Jahāngīr，1605-1627年在位）在位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委托编写了《贾汉吉尔词汇表》（Farhang-i Jahāngīrī），该表开篇由侯赛因·印朱（Ḥusain Injū）撰写的波斯语语法介绍一文，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波斯语语法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波斯语教学不仅有语法书，还包括一些诗歌、散文等经典文本，萨伊迪的《玫瑰园》（Gulistān of Saʿdī）即在此列，典型的外交信函集亦从属其中。

随后，Eva Orthmann教授详细讲述了波斯语词汇表。大多数波斯语词汇表的编纂都以诗歌为基础：通常首先由同义词或解释来定义，然后由诗句做例证。卡特兰·大不里兹（Qaṭrān Tabrīzī）的《波斯语解经》（Tafāsīr fī lughat al-furs）是最早的词汇表，可惜现已失传。前所言成书于1595-1608年间的《贾汉吉尔词汇表》则是印度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单语词典之一，其写作动机之一就是为了重建早期真实的波斯语词汇，避免使用阿拉伯语借词。在奥斯曼地区，大部分的波斯语词典都是双语的，最早的大概是1330年左右由法赫尔·丁·纳赫加瓦尼（Fakhr ad-Dīn Nakhjavānī）编写的《波斯语的正确含义》（Ṣiḥāḥ al-ʿAjam）。波斯语-梵语词汇表的传统也是存在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德里苏丹时期，是由一位耆那教学者于1364年编写的。

新波斯语本身不具有语言上的排他性，所以翻译也很重要。Eva Orthmann教授指出，外交是进行翻译的重要领域之一。在非波斯语环境中，有成千上万的文件被翻译成官方通信和行政管理文书。如吉慈尼苏丹和哈里发之间往来的官方文件，在吉慈尼王朝，文件首先用波斯语编写，然后翻译成阿拉伯语，签署后，将波斯文版本自留，将阿拉伯文版本送往巴格达。书籍和论文的翻译则始于伊斯兰教早期，当时有大量的文本从巴列维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而随着波斯语的复兴，人们开始将阿拉伯语翻译成新波斯语。在印度地区的翻译则稍有区别，莫卧儿统治的全盛时期（1556-1605年）成立了翻译局，译者会先将梵文通过口头翻译成一种通用语言，通常是古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然后再翻译成波斯语。

最后，Eva Orthmann教授谈到了新波斯语的文字载体问题。从现存材料来看，早期的新波斯语文件，或用希伯来文字写作，或用摩尼教或叙利亚文和巴列维文书写，但今天的新波斯语在文字形式上却主要是阿拉伯文。这种新波斯文的变体，是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的几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而且这种新波斯语的阿拉伯文字在9/10世纪大概就已经标准化了。最后，Eva Orthmann教授以两张艺术作品，形象说明了这一文字载体变动在书法领域的激烈影响。

随后，讲座进入讨论环节。柯马丁教授对Eva Orthmann教授表示感谢，并表示，其实波斯语、梵语等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可以和中世纪中国佛教文本的翻译作类比，这不仅涉及到语义的准确，还涉及到译者的语言背景问题，这样一群译者不仅影响翻译文本本身，还对本土语言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Eva Orthmann教授就波斯语与梵语、土耳其语等其他语种之间的翻译问题进一步回应，其他线上听众也纷纷进行线上提问交流，本次讲座在融洽的氛围中走向尾声。

全球语文学系列国际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明跨学科平台以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联合举办，面向每一位热爱中国语文学的学生和学者。系列讲座将在各文明语文学研究领域顶尖专家的带领下，在全方位、多学科的实践中，阅读和理解古文明，接近文本的过去，也面对全球与中国语文学研究实践的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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