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教授在“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工作坊主讲第一天的讲座，专门就中国出土简帛文献的物质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专题分析。

上午李孟涛教授主要分析并归类了出土简帛文献中的标识符号与其他形制特点。他认为标识符号在定义文本主体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常见功能主要有划分文本结构、标记句子、强调重点、指示引用及省略等等。从狭义上说，古代中文写本没有标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写本里没有分割文本结构的指示符。研究写本里的标志符号，应该从如何定义标识符号着手。李孟涛教授还罗列了具有功能作用的标识符号。包括表示省略的重文号、合文号以及省形号。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思考了标识符号的运用规则，以及阅读古代文本需要的文化训练。另外，不同的情境下的标识符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功能，也启发我们对于文本制作（textual production）以及文本个体（textual identity）的理解，宏观上也将有益于学者对书籍史、阅读史、知识史的研究。

李孟涛教授指出行文之中存在的间隔符号，它们将上下文分为不再连贯的语义单元，还存在提示符号用以强调文本中的重点，部分标点标示文句的感情表达，强调语言的诗化。比如马王堆《老子》与上博简《恒先》，每隔一韵便有标点，强调押韵。另外，押韵简文中，标点符号也可标志改韵，比如在马王堆《老子》甲本之中有鲜明的例子。标点符号以外，竹简编号，章节号，字数统计，与分章统计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制信息。最后，标识符号启发我们对于文献构成的思考：究竟什么是早期文献的基本单位，它以何种形式呈现？它又如何演进为汉代以后统一化（homogenization）的文献？另外，如此繁复的标识系统是为阅读方便还是为专门阅读人群设置？这是通过阅读文字以外的文本信息的新启发，也是值得继续追问的新话题。

下午的研讨会中，李孟涛教授提出了出土文献释读的问题。以王弼《老子》第八章与相对应的马王堆帛书甲本中《老子》的文本与物质特征为例，讨论如何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同。他强调，我们通常习惯使用传世文献来衡量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字、句和章节的顺序，但我们应该遵守出土文献的独立性，也必须承认出土文献可能会出现与传世文献不同的现象。作为文献研究者更不应该强势地与传世本统一化。他以《老子》第八章为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帛书乙本中写为：“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二者明显不同。传世本强调道家“不争”原则，出土本则强调如何治水、水有静态的原理。李孟涛教授尊重帛书的原文，不认为应该把“治”读成“似”、“有静”读成“又争”，因为帛书甲本文字的书写具有规律性，“治”不用来写“似”，在这个写本里用“静”（和其他“青”谐声字）来写“争”很少见。反而，如果把出土本的字读成传世本的字，便不符合写本的规律。他进一步提到，帛书甲本的物质性特征也支持这个论断。基于以上观察，李孟涛教授认为出土文献的正确读法必须遵守写本自身的内在原则和受相近文本影响的外在原则，写本研究必须考虑到写本的独特性，不应该把传世本作为一个固定标准。

演讲结束后，在座的专家和青年学者就演讲中的涉及的理论使用、重要概念等问题做出评议和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