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7日，工作坊“编纂与建构：比较视阈中的古代史学”开幕后第四天，陆扬教授在上午的讲座上从中国中古佛教传记的书写切入“历史编纂”这一主题，通过比较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与慧皎《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分析了传记传递佛教知识与构建佛教教义的功能。在个案分析之前，陆扬教授首先讲解了“中古”这一概念的源起，强调了日本在介绍和传播这一时段划分术语所扮演的角色，接着梳理了中国早期到中古历史编纂的流变。他以《史记》和《汉书》为例，总结了早期中国历史编纂的三个特点：史传（“列传”与“传”）的兴起，经学与历史编纂的关联，以及官方与私人历史的张力。到了中古时期，传记持续盛行。历史编纂继续受到经学的影响，历史文本不仅引用经典，而且采用传注的形式。官方与私人历史进一步分化，一方面官方历史编纂逐步制度化与规范化，另一方面私人历史不断涌现，呈现出更多地方特性。

中国早期与中古历史编纂传统成为5世纪佛教传记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中古佛教传记的盛行不单是中国本土传记的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印度佛教叙事的影响。为了讲解这些僧人传记传播知识和构建教义的功能，陆扬教授比较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鸠摩罗什传》的不同之处，包括故事情节、具体日期、焦点、以及语言等方面。其中最有意味的是两个文本对鸠摩罗什母亲的不同描写。这个角色直接影响鸠摩罗什的形象塑造，界定了后者的佛教追求。另外，传记作者也通过记述她的行为和性格，巧妙地引入了其他佛教人物的事迹。

陆扬教授在下午的讲座上讲解了另外一种传记式历史书写—墓志铭。由于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墓志铭曾长期被史学家忽视。然而近年来在历史编纂学的启发下，墓志铭的历史价值得到重新发现。墓志铭与官方历史存在一种抗争和互补的关系。前者采用叙事策略去协调墓主的公共与私人名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另类的历史视角。陆扬教授指出墓志铭由有关墓主人的叙事与“铭”（挽歌）两个部分组成。随着时代推移，叙事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这反映了墓志铭仪式功能的淡化与历史功能的增强。墓志铭通常采用骈文或古体散文。选择何种文体也折射了文学和文化的审美取向。另外，墓志铭中作者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截止到7世纪末8世纪初，绝大部份的墓志铭从不提及作者。然而在此之后，作者经常出现在碑文中。陆扬教授还对比了墓志铭与神道碑之间的异同。所有这些发现都可以成为考察历史的线索。

这次讲座上的提问与讨论涉及到的主题包括史传的产生原因，佛教传记中的编年形式与韵文，墓志铭的预期观众，以及断代史的编写过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