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6日，普林斯顿神学院Helena旧约文学与解释学讲座教授Mark S. Smith带来关于古代近东与希伯来圣经历史文献的讲座。本次讲座以古代以色列历史文化的核心——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为中心，Smith教授以其为主线，串联起古代以色列民族历史文化基本观念，并结合其文化母体——古代近东历史文献，对希伯来圣经中的诸多历史文化要素、文类、母题与著史观念等概念进行了讲解，并结合大量具体例证，将古代以色列历史学这一厚重而庞大的史学论题清晰生动地讲述出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上午讲座之初，Smith教授先进行了最为关键的概念辨析，从英文与希腊文两方面入手，系统区分”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就这些概念的来源和范畴进行了详细讲解，他认为，概念和术语的适用领域是区分概念准确意涵的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Smith教授进行了对古代近东与希伯来圣经历史研究相关概念的论述，使听众清晰意识到概念准确的重要性。随后，是圣经与古代近东历史文献概况。他指出，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历史同样具有史学一般意义上的“纪念”（commemorate）、“记录”(record)与“分析”(analyze)等功能，典型代表是古代近东历史文体“编年史”(annals)以及希伯来圣经书卷《列王纪》。

Smith教授针对当前学界将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历史截然分别甚至采取二元化态度对待的倾向发表了见解，他认为论到两者的关系，切不可进行人为的割裂；相比之下，学人们更应该意识到两者间的正确关联：相比于其文本语境(context)——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历史文献，希伯来圣经的传统应”属于”（in）前者，而并非“并列于”(and)前者甚至”区别于”(versus)前者，这是正确认识希伯来圣经历史传统的重要前提。

接下来，主讲人对“圣经”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Smith教授对很多日常观念中看似并无特殊区别的术语进行了纠正。首先，“圣经”（Bible）这一概念在学术范畴之下并非十分严谨，主要原因在于，犹太教与基督教虽均使用这一经典，然而事实上，两者无论在历史传统上还是信仰观念上都各有体系，若含混其辞，将导致一系列谬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较早出现的是犹太教传统的”塔纳赫”（Tanakh）；之后才出现由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后者吸纳了塔纳赫，对其进行了重新编排，即我们熟知的《旧约》（Old Testament）。按照犹太教传统，所谓”塔纳赫”，是由构成其主体的三部分文类希伯来文名称的首字母构成的，这三部分分别是律法书(Torah)、先知书（Nevi’im）和圣录(Kh’tuvim)，其中律法书是犹太民族信仰的基石，先知书是构成犹太民族历史的重要内容，而圣录则是犹太民族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而“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则是学术意义上更为中性、客观的术语，而不像前两者那般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传统色彩。此次讲座便主要采用该术语进行展开。

随后，Smith教授在学界一般共识的意义上，就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历史的异同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两者的主要相近之处主要包括：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历史均没有明确提出“历史”这一术语；两者都没有明确的署名作者，也几乎不存在直接反映著史者个人观念的内容；两者所书写的，均是直接代表神祇、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而几乎不反映普通个体的行动或思想，以及两者在主要历史文类的高度相近性等。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相比于古代近东历史文献，希伯来圣经存在清晰连贯的历史链条(string line)，并以此为线索，将诸多历史文献进行汇编；希伯来圣经的作者群体很可能是在后王国时期对王国史料进行重新编纂，并且在其著作中（如《列王纪》）存在脚注（footnote）以反映其选编文献的过程(selection process)。而古代近东历史文献系统性欠佳，其编纂群体（文士阶层scribes）仅在帝国支持下进行工作，其文献中也鲜能读出其编纂文献的过程。

具体到希伯来圣经历史，Smith教授主要选取两卷作为讲授内容：《创世记》（Genesis）与《士师记》(Judges)。首先，主讲人对《创世记》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分析：第一至十一章为神话（mythology）部分，包括五个耳熟能详的希伯来上古神话；第十二至三十六章是族长传说（patriarch legend）部分，讲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希伯来先祖的生平；第三十七至五十章是埃及叙事（Egyptian Narrative）部分, 讲述约瑟如何被卖入埃及、后成为埃及宰相救助家人的故事。在这一部分中，Smith教授主要对族谱（genealogy）这一文类的形态与功用进行了探讨，他首先指出，后代(Toledot, 即generations)是《创世记》中极为突出的话题，他根据历代重要人物首次出现的经文章节，将《创世记》还原为上古以色列民族溯源历史框架。接下来，他对“叙事”(stories)与族谱这两种交替出现的文类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般二元化，而是互为“语境”（context）的关系，叙事正是在族谱的框架下才有意义，而族谱也正是依存于叙事才具有生命力。两者的相互关联，实为编纂者有意为之。在此基础上，主讲人一一就以撒与以实玛利、以扫与雅各等族长叙事进行分析。

在下午的讲座中，主讲人就《士师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Smith教授认为，《士师记》包含了宏观(macro)与微观(micro)两个框架结构，宏观结构支撑起整部书的基本框架，而微观结构则是编纂者历史观念的重要承载者。这些微观结构由一些重复性句群构成，其语言风格可能源自希伯来圣经另一重要书卷《申命记》，其内容则是介绍性的，用于交代诸士师叙事的背景与被神兴起的起因；但实际上，这些高度重复性的内容，却一方面构成了对以色列民族王权制度必要性的阐述，另一方面也具有宗教劝谕性，使以色列民族在信仰上不偏离编纂者所认为的正道。

讲座过程中，Smith教授也与听众进行了较多互动，并就听众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而富有启发性的解答。相信这次讲座为听众带去大量圣经历史研究个案的同时，也在史学研究方法与比较史学纬度上，为与会者提供了更多启发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