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4日，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学的尤锐（Yuri Pines）教授以“古代中国史学”为题，带领第三届工作坊的青年学者们系统分析了西汉以前中国史学的存在样态及其演进脉络。

尤锐（Yuri Pines）教授首先从司马迁及其影响谈起，引导大家思考诸如司马迁是否为第一位史家，《史记》是否是一部文学名著，《史记》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形成期的信息，《史记》对《春秋》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等笔法的承继与发扬，以及《史记》对其后中国历史的书写和后人历史观念形成的巨大影响等问题。以此为起点，他带着我们回溯了司马迁之前的中国史学，并指明当注意的问题点。例如古代中国的历史书写起于何时？当时是谁在书写历史？又是为谁而写？历史事件是如何被书写的？其材料来源情况如何？历史书写的目标是什么？历史著作是怎么流传的？历史著作的权威性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谁在参与这种权威性的竞争以及其形式如何？帝国前（前221年之前）历史书写观念是如何转变的等等。

尤锐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书写发端自祭祀仪式,祭祀仪式可能是记录过去最的最早阶段，也是人类记录历史的最初形式。当然这种祭祀仪式常与中国早期的政治神话相关涉。另外同早期历史相关的还有记录，一般需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四个要素。早期记录能够为后来的历史书写服务，但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

尤锐教授将司马迁之前的中国史学分为商、西周、东周和西汉等部分来讨论。首先是商代（前1600-前1046）和西周（前1046-前771），传世可见的当时记录形式主要是甲骨文与金文。甲骨文为卜者的占卜记录，尤锐教授猜测传世所见可能是占卜者的训练材料，其中验辞部分可以看作历史事件的最初记录。对于西周史学，我们可以依赖的材料，除了《尚书》和《诗经》的相关篇章外，就是青铜铭文了。金文的研究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谁是铭文的接收方？另外，《乍册夨令簋》《过伯簋》《鸿叔簋》《史墙盘》等青铜铭文同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说明金文记载的不可尽信。而且尤锐教授指出，文献中关于西周的记载，全是积极正面的，没有丝毫负面消息，更提醒大家在使用同时期的材料时也要保持警觉。

其次是春秋（前770-前453）和战国（前453-前221）时期。春秋时期，周王室极大衰微，小国林立，晋楚主导下列国纷争不断。尽管竞争激烈，一般文化带反而延长和加强了，周文化圈实际上得到扩展，宫廷抄手成为文化整合和传播的因素之一。《春秋》出现在这一时期，传统上（例如孟子）认为是孔子所作，尤锐教授对孔子的作者身份持批评态度，他人为孔子作《春秋》之说，实际上是汉人依照经传诠释的方法建构的。这种将大义通过微言（词语选择与文本结构安排等）等展现的方式，当以《公羊传》为典范。尤锐教授认为，这种简单但信息丰富的编年形式，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神圣书写，出自列国各自任命的官方抄者之手。基于这种编年史的编纂传统，吸收旧有编年记录、轶事，以及价值判断（政治或道德层面上的），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方式，这一类型的文本编纂方式以《左传》最为典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巨变，编年记载在诸子口中越来越哲学化，但是可信度也随之降低。

最后，再回到司马迁和《史记》上，尤锐教授认为《史记》吸收了早期中国历史书写的两个传统，是一部综合性的成系统的人类史，承继了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的传统，架构精炼，是文学批评的佳作。司马迁及其《史记》真正终结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