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西安联合举办了名为“写本及其物质性”的第二期国际文本研究工作坊。本次工作坊邀请了四位全球顶级的导师，他们分别来自古代中国、中古中国、古代地中海和中世纪拉丁古典学等领域，并各作了长达一天的课程与交流。

5日晚上，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向全体与会学者致辞，并作了工作坊的开幕报告。他主要探讨了不同领域下写本研究的共同方法论标准问题。首先，柯马丁教授提出了一些在分析类别上可能存在混乱的地方，例如，他特别指出抄写和写字能力不一定代表有文化（反之亦然），也不能因写本断裂来划分文本单元（反之亦然）。他还提出了文本分析中一些错误的目的论形式的推理方法，比如要建立更古老的、连续的文学传统的想法常常会导致循环论证。他还指出了一些非本质的考虑和因素是如何影响（或至少是有问题地缠绕着）写本研究的例子。以中国古典学为例，柯马丁教授还明确指出了政治因素与写本的获得和真实性问题的关系，对这些写本作深入的解读研究又会带来何种连带的后果。最后，柯马丁教授敦促所有与会学者要高度细致和谨慎地开展写本分析研究。柯马丁教授提出的诸多方法论上的思考，不断回响在整个工作坊中，引起学者们热烈的思考与讨论。

工作坊第二天，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的李孟涛教授以古代中国的写本文本为例展开了一天的讨论。他以“写本研究”的概念是如何与古文书学（palaeography）、手稿学（la codicologie）、笔迹学（handschriftenkunde）和金石学（epigraphy）等交叉融汇的开始，回顾了写本研究中的核心术语和范畴。这为其对文本进行剖析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他描述了一种抽象的、“精神的”文本是如何经过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而物化成写本的模型。这种编码/解码的过程是在诸多复杂的符号学领域（如文本版面、正字法、抄写风格和固定选择等）中做出的人为的（抄手、读者和作者）选择。下午，李教授主要以出土的《老子》写本为例，聚焦于一种特殊的编码/解码机制—标点法—来展示他是如何进行文本分析的。

工作坊的第三天，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许建平教授带领我们向后迈进了数个世纪，并将地点转移到千里外的西部，来讨论中古中国的敦煌写本。许教授强调敦煌写本的研究与早期中国写本研究在实践和方法论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敦煌藏经洞发现于二十世纪初in a well-attested event，长期以来，敦煌写本分散于诸多国际知名的收藏机构，它们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解读、保存和数字化。接下来，许教授分别介绍全球不同收藏机构的敦煌写本和残片的出版情况。然后他转入到敦煌写本的研究本身，重点讨论了敦煌写本中的文字、删节本等物质性因素。

工作坊的第三天，普林斯顿大学的AnneMarie Luijendijk教授全面地介绍了地中海古典学中纸莎草学的研究现状。她以在埃及的俄克喜林库斯城发现的古希腊纸莎草纸古卷为例（尤其是早期基督教文本），从纸莎草纸的制作到销售、使用，最后遗弃，详尽地展示了纸莎草纸物质性的生命循环过程。她还带来了纸莎草纸的实物，让与会学者亲手触摸，让课程更加生动而充实。正是在这种与实物接触的环境下，Luijendijk教授和与会学者就物质性因素和文本使用的关系展开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包括材料的经济性因素，对文本使用者的身份分析及其需求，抄手和笔迹等—并发现其与中国传统存在着诸多惊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讨论废弃的纸莎草纸的考古发现时，Luijendijk教授介绍了早期文本文化研究中最新的研究方法：“垃圾研究学”。最后，Luijendijk教授还介绍两个纸莎草纸写本及残片的数字化在线资源网站。

工作坊的第四天，普林斯顿大学的Daniela Mairhofer教授讨论了中世纪拉丁古典学的册子写本。她所说的主要是指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系统中的册子写本，此时拉丁文在皇室的支持下得到复苏。她首先介绍了这些写本的历史、社会和宗教背景。接下来，与Luijendijk教授一样，Mairhofer教授展示了这些册子写本的物质生命循环过程，探讨了羊皮纸文具的考古研究以及书籍的形态结构（册子本）。类似于此前对敦煌写本的讨论，Mairhofer教授和与会者讨论了写本与抄手的文化程度、语言能力和书法技艺之间的关系。对中世纪的修道院抄手来说，抄本的制作生产是用来提高其拉丁文水平的一种练习。故而，必须要在欧洲修道院的学术语境下来理解中世纪的拉丁写本制作工业。Mairhofer教授关注到了与这些物质性写本相关的其他方面，包括正字法、标点、版面、注释、旁注、阐释、插图、用字和笔迹等，她分别探索了这些元素与写本生产和使用中的真实社会宗教语境之间的联系。她还考虑到了写本的起源和出处问题，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物质性的线索是如何、且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并确定这些写本的流传路线的？最终，这些对物质性的思考，扩展到了书籍的流传、储存、编排，以及如何从遗存的书架标记来重构中世纪图书馆的可能布局。“统观全局”的思路贯穿着Mairhofer教授的讲座：我们决不能将文本与其生产、分布和使用的物质性、经济性和社会政治因素割裂开。正如Mairhofer教授一直强调的，只有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周全，我们才有可能完整地重构出一个写本。

四天的讲座结束后，工作坊开展了为期两日的学术考察，参观了包括汉阳陵、秦始皇陵在内的西安重要的考古遗址和写本收藏机构。考察期间，相关领域的专家为与会学者提供了详细而专业的学术讲解。接下来的一整天，工作坊要求每位青年学者根据本周所习得的内容展示自己的研究课题。青年学者们被分为四组进行讨论，每组都有一位教授对其进行点评与建议。青年学者们的研究主题广泛涵盖了写本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等内容，在激烈的讨论中达成了一些方法论的共识（common methodological themes emerged, furnishing vibrant group discussions）。工作坊的最后一天是全体研讨会，柯马丁教授、徐建委教授以及其他四位教授总结了一周以来的重要研究课题，感谢了人民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悉心的会晤组织工作，并赞扬了各位与会学者热忱的投入，第二期工作坊至此圆满结束。

第三期的全球博士生工作坊，仍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举办，时间将定于2018年6月，主题是“历史编撰与文本”，届时将会有研究早期中国、中古中国、晚期古埃及和中世纪拉丁文学传统的导师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