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7日，浙江大学的许建平教授在“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工作坊主讲第二天的讲座。许建平教授授课的主题是“中国的中古写本”。“中古”，指的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及唐五代时期。敦煌、吐鲁番及黑水城出土的写本，是“中国中古写本”的主要构成。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今第17窟出土写本，被称为“敦煌写本”。敦煌写本的内容包括万象，涉及汉文、藏文、粟特文、佉卢文等多种语言和文字，所涉话题几乎包含了中国古代研究的每一个方面。它有四个主要收藏地，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除此之外，中国各省市及世界各地的几十处公私收藏机构，均收藏有敦煌文献。四大主要收藏及部分其他机构收藏的敦煌文献均已公布，但目前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敦煌文献总目录。现在可以使用的敦煌文献目录，有专门收录某一收藏机构所藏写本的目录，如《敦煌劫余录》；有已出版图册的“目录”“叙录”“条记目录”，如《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附“条记目录”，《甘肃藏敦煌文献》所附“叙录”等。其中方广錩教授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考察仔细，体例详尽。方广錩教授正在编纂“世界敦煌文献总目录”，接下来会根据统一的体例对其他收藏机构的敦煌文献进行编目。

在中国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也出土了大量的写本。这些写本多掘自古墓，又被称为“吐鲁番文书”。现存的吐鲁番文书，分别藏于中国、日本和欧美的一些收藏机构。使用吐鲁番文书，可以参考的目录有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及陈国灿、刘志安《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等。

黑水城是西夏国的古城，在元代末年被废弃。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写本和印本，有汉文文献也有西夏文文献。现在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献，有《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和《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等。

在介绍了中古写本的出土情况、公布情况、文献目录及研究成果目录之后，许建平教授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为主要讨论对象，探讨了中古写本的几个问题。

文字的书体是不断演变的。不同的时代，流行的是不同的书体。根据写本的书写时间和书写风格，可以梳理出清晰的书体演变史。楷书是隋代正式形成的，因此，如果一件写本的书法有明显的隶书风格，那么它极有可能是一件北朝写本。譬如伯2413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文献第2413号），是“北魏普泰二年（532）东阳王元荣造大智度论”，这件写本的书法风格，就是典型的北朝书法风格。

与写本相比，刻本的传承是有源流的，但写本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写本，只是当时能看到写本的几分之一。因此无法用研究刻本的方法去研究写本的流传过程。但是，可以根据写本自身的特征来研究相关的问题。

譬如写本的书写年代，可以根据以下几个要素来判断：书法、题记所书年号、书写工具、书籍的流行时间、书籍的著作时间、避讳等。根据书法风格，可以判断写本所属的大致年代。根据题记所书年号可以判断写本的具体书写年代，但有的题记是后来人加上去的，有的是本人使用其他字体书写的，在使用题记作为判断年代的依据时，要注意后两种情况。书写工具也是一种判断年代的依据。这是因为敦煌被吐蕃统治期间，与南方交流不畅，本地缺乏造笔材料，因此当地民众只能使用硬笔书写。除正规经典以外，用毛笔书写的文书大多写在8世纪末吐蕃占领敦煌之前，用硬笔书写的文书时间基本上在这之后。避讳字同样是判断古籍书写年代的重要依据，可参考的书籍有陈垣《史讳举例》、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等。给敦煌写本断代，可参考文书中对唐代皇帝的避讳情况。如伯2617号《经典释文》，“世”（唐太宗李世民讳）“旦”（唐睿宗李旦讳）均有避讳者，这样就可以判断该写本的书写时间是在唐睿宗之后。又吐蕃统治敦煌期间的写本，基本上没有避讳。

除了以上几种方法，日本学者石冢晴通在《敦煌の加点本》中，还使用了标点符号作为判断写本年代的依据。

中国中古写本的书写时间早于现存的刻本，且与现存刻本相比有大量的异体字和异文。在利用写本对刻本进行校勘时，要明白汉字的历史发展沿革，否则就容易以较早的写本为凭据对传世文献的文字进行窜改。今传《史记》和《汉书》，“国境”之“境”，或作“竟”或作“境”，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文字混用的结果。但“境”实际上是一个后起字，出现于汉献帝时期，《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字，《史记》和《汉书》中，不应该有“境”字。一些后代字书中所说的俗字，实际上并非俗字。《诗经·豳风·七月》中有一句“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疆”字在敦煌写本S.2049号中作“弓”旁。有人认为“彊”旁的“疆”是后起俗字。实际上，春秋晚期才出现“疆”字。敦煌写本中的伯2450号、伯2978号、伯2532号中的“疆”，都还作“彊”形。因此，在对写本中的异体字进行考订时，要求真复原，从文字演变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研究中古写本的异体字时，要同时把同时代的碑刻文字纳入研究范围。

刻本文献一定是现存文献考订最精审的，而出土文献在当时的社会也不是主流的版本。但是写本文献依旧可以为传世文献的校勘提供证据。

最后，许建平教授以敦煌写本中的删节本为例，讨论了中古时期科举考试的教材。唐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中国已无完本，现在在日本尚有存本。它是一部摘录而成的书。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一些儒家经典，基本上也都是删节本，敦煌写本中的伯3573号皇侃《论语疏》，原是一件宫廷写本，可能是中央官员带到敦煌再送给当地的官员范塘彦的。这件写本，就是一件删节本。据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考证，这是因为这些写卷，是应试者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抄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