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3日下午15：45，“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进入第七场，这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一场。本场会议由牛津大学约翰·贝恩斯（John Bains）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广义文本研究试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嘉柏（David Schaberg）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展望汉学：2030》。

李零教授的报告分别就文本的定义，考古学范式的文本研究，以及当前的“国学热”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李教授认为，所谓“文本”（text），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献”。广义上的文本概念，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等铭刻文献、简帛文献以及典籍类文献，而狭义的文本主要指典籍类文献。李教授指出，现在很多研究古文的学者，喜欢把甲骨文、金文和简帛归为一类，都称做古文献，其实他们的着眼点主要的是字而不是书。而用字体写成的东西，其实是分成好几类的。铭刻与简帛是不一样的，不能够叫书；而档案类的文书，与典籍类的古书也不能混为一谈。铭刻和文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很少用来传习，反复阅读的情况很少。李教授结合自己的求学和治学经历，认为所谓广义文本学研究，就是要用考古学的材料和考古学的文本，以及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所说的文献。

其次，关于文本研究的学科位置问题，李零教授认为文本研究与文科四系（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关系最为密切，并且特别强调考古学对文本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学的一些方法对文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李教授指出，在中国，考古学一开始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后来才慢慢从历史系中独立出来成为考古系。就研究的时段而言，实际上考古系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历史，历史系研究的只是小历史，是历史的尾巴。考古系虽然也研究文字的东西，但商周时代主要是铭刻。这样看来，好像文本的研究似乎是跟考古学关系最远，但实际上考古学对于文本的研究非常重要。从狭义的文本概念来说，我们通常说的文本研究指古典文献的研究，其中以中文系和哲学系为主，历史系虽然也研究文献，但可能更加关注那些带有社会学史料性质的材料。比较来看，各个系虽然都研究文本问题，但是关注点不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古学在处理大历史问题时所使用的精密研究方法，可以为文本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

最后，李零教授指出，文本研究应该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动态，这个文化动态就是经常争论，比如关于国学、汉学的争论。李零教授不赞同所谓“国学”的提法，认为所谓“国学”，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当前社会上所出现的“国学热”，将中国文化越搞越窄，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伤害。对于“汉学”的提法，李教授也不太赞同，认为“汉学”是一个非本土的概念，中国学者提“汉学”，有一种想与国际接轨的“雄心”，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李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国学”与“汉学”反反复复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国粹和接轨在打架，接轨就是要跟国际结合在一起，这叫做接轨。所以我们总是一会儿闹国粹，一会儿闹接轨。但提倡国学，并不意味着是在保存国粹；提倡汉学，也并不意味者就在与国际接轨。李教授认为，真正的接轨，是大家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研究兴趣，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左往右：史嘉柏教授、李零教授、约翰·贝恩斯教授

史嘉柏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文学和文化研究、人文学科以及信息技术领域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巨变，在这一背景下，早期中国文本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我们虽然不可能对未来做出精准预测，但却可以将目光拉近一点——比如 2030 年，讨论一下今天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在那时可能会如何开展研究、研究受众是谁以及研究的意义何在。

史嘉柏教授首先结合他在加州大学及其它学术机构所观察到的一些研究动态，讨论了一些新的趋势对早期中国研究的影响。文本媒介的改变是史嘉柏教授和他在UC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同事都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他指出，类似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络文本传播，实际上是文本的一种下降，它通过对知识的整理，并加上一些搜索功能，从而仿佛创造一个新的文本世界。但类似的文本媒介上的这些知识到底可信度有多少，谁创造了这些知识，谁来进行监测，谁授权，谁去改变，谁去编辑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它们的合法性是一个主要的挑战。但是，数字虚拟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显然又为文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新技术使得文本的获得程度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文本的普及程度提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基于技术创新的文本研究，正在改变我们的合作方式、研究方式，以往不可能做到，或者难以做到的一些事情，现在都成为了可能。因此，文本媒介的改变，有利有弊，不容忽视。

随后，史嘉柏教授讨论了文本研究中的多维性问题，他认为文本研究应该是一个综合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不仅包括文本的内容，同时也涉及文本的材质、文本与文本研究课题之间的关系、文本研究活动本身的背景等方面。史嘉柏教授以阅读模式为例，认为我们可以将阅读分成三类。一是远距离阅读，就是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来阅读，从而更加注意比文本更大或者更小的东西，比如说修辞，主题等等。二是表层阅读，主要是关注文学语言本身，看它的语词是如何搭配和相互联系的。三是懒惰阅读，也可称为非阅读。数据性的工具使懒惰阅读成为了可能，我们通常只看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整个文本。阅读模式的改变，使得文本研究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也随之增加。

史嘉柏教授

最后，就自己的跨学科研究，史嘉柏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说明，指出在阅读历史、礼仪和随笔文本时需要特别关注其文学维度，因为文学维度不仅本身具有美学意义，还有助于回答与文本起源、使用及传播等相关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新工具与文学密切相关，任何一代人同样都会享受文学的愉悦，不管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需要是什么，它永远是不断变化的经历，它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所阅读的文化、文本。而我们也会通过问的问题，来改变这些文化。而我们手头的数字工具，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回答一些问题。不同的文本都可以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文本过去重要，未来仍然重要，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与会的中外学者就李零教授和史嘉柏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二位教授在回应的过程中也深化和拓展了报告中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