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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回顧·第六場】“寫本及其物質性”——文字性與物質性的共同呈現
发布时间:2018-04-07

由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写本及其物质性”会议,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本次会议召集了海内外多种领域、学科的学者,以多元化的视角对以往文本研究进行思考,以期对写本时代的相关文本研究提供新的思维方法与角度。

四月七日下午,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Daniela Mairhofer教授进行相关报告。Daniela Mairhofer教授主要从事拉丁语言与文学、文本传播与批评、古文书学、手稿学等领域的研究。今年年初,于本中心联合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举行的“写本与物质性”的会议上,Daniela Mairhofer教授从写本的装订样式进行思考,阐述写本时代文本与物质性之间的关系。本次会议,Daniela Mairhofer教授将写本译本作为切入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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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哲学家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是西方哲学史上十分重要且流传广泛的作品,该书中世纪时期,产生了大量翻译成欧洲白话语言的译本。在此,Daniela教授选取了德语译本中的汉密尔顿46本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汉密尔顿46本的翻译形式窥视文本的流传、应用等问题。

首先,Daniela Mairhofer教授根据文本的翻译形式,对汉密尔顿46本的出处问题进行反驳。传统认为汉密尔顿藏品完全属于图林根爱尔福特的修道院,然而从文本中的四处水印来判断,表明该文本出自德国西部;另外,从手稿文本中保留的地名、书信片段等等均证明该文本出自西部,而非传统认知中的德国东部。

其次,Daniela Mairhofer教授探讨了如何根据这种翻译形式编辑成现代书籍。其一,保留基本文本,仅在必要时进行更正,正如德文译本保留拉丁术语一样;其二,从文本中的高亮色泽差异,以及增删的标记发现注释译文书写的时间性差异,因此在编辑文本时突出译文书写不同时的特点。如第一层的注文仅注释生僻词汇,第二层、第三层则会用不同的字体进行修正或增加其他注释。

最后,Daniela Mairhofer教授对研究译本形式的意义与启发进行总结。一方面,通过查阅基本文本和特殊的翻译形式,有助于深入了解文本的运作方式,其是如何被传播,在何种情况下被书写,当时人如何获取知识的方式等等;另一方面,对了解翻译语言的演变过程也有帮助意义。另外,Daniela Mairhofer教授主张,当面对译文写本的研究时,应将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视为统一整体,把握彼此之间的书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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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扬教授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引用“文本性”与“物质性”两个概念作为切入点,对中古时期文本与物质的关系进行讨论。首先,所谓“文本性”即是“依托文本意涵表达建立起来的意义逻辑”,简而言之,可以理解为具有文本性质的所有存在,以及之所以形成这样存在的原因,因此,文本与物质载体均可以具有“文本性”。其具体表现为:其一,物质与文本之间产生的关联性意义,如文类意义上神道碑与墓志铭之间的关系;其二,文本与文本之间产生的关联性意义,如唐代诗赋中与儒家经典注疏形成的互文等等,都是这些文本具有的文本性。

关于“物质性”的概念,陆扬教授指出即“文本在物质意义上的呈现方式”。其具体呈现既可以通过物质载体达成,如铜镜铭文中复杂的图像所展现出的吉祥语句;亦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如顾恺之将曹植的《洛神赋》转化为《洛神赋图》,以及莫高窟中种种经变图。与“文本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不同,“物质性”其性质更加易于变化,具有偶然性的特点。清代的金石家端视汉魏石刻的拓片时,并不在意文字是否合理,而更倾向将关注点放在感官体验上面,或是感受古雅之美,或是关心题跋之间的微妙互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环境的变化,“物质性”往往会发生变化。

在明晰概念后,陆扬教授又细致阐发了“文本性”与“物质性”之间的交错关系。首先,文本的“物质性”常常取决于此文本的不同物质呈现方式,同时影响其“文本性”的认知。如中古英国家庭珍藏的袖珍《时祷书》的精美看出对宗教虔诚的信仰。其次,“文本性”对物质展现形式亦会造成重要影响,如哥特建筑遵循经院哲学而形成的视觉系统,同样中古中国的宗教艺术、墓葬的建造背后,亦有所依凭的文化文本,陆扬教授将这种文本在物质方面的呈现,视为“文本中知识权威的表现模式”;另外,“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关系可以相互增强,同时产生出新的意义。如唐玄宗封禅岱顶时留下的巨大《纪泰山铭》,铭文书于岱顶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岱顶又因铭文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岱顶铭文“共同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文本”。此外,“文本性”与“物质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主次关系,警惕“文本性”优先的惯性思维。如哥特式的教堂建造,不仅仅依据基督教义理,同时与特定的游行仪轨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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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位教授报告中对“文本性”“物质性”等概念的提及,柯马丁教授提出:写本与物质性的话题,还可以深入到写作本身与文本性、文本性与物质性等多个方面。将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同时注意中西方在写本问题上的共通点,写本与物质性,未来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文字:王丹

图片:彭俞皓

编辑:周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