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下午，“写本及其物质性”的第三场会议，由蔡丹君老师主持，来自武汉大学的陈伟教授就古文献中的“邪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写本时代，主要书写方式是所谓“直下”，即在简帛、纸张等媒介的表面，从右至左通栏书写，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均有相关的记载。根据《梁书·刘杳传》载，与“直下”大致同时存在，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书写方式，古人称之为“旁行邪上”。

“旁行邪上”，其中“旁行”的内涵比较明确，“旁行”既见于表谱类文献，也用于分栏处理的非表谱类文献，是在表格、或者分栏文本中，分格（对于表格而言）或分栏（对非表格文本而言）自右向左书写和阅读。在这些文献中，分格或分栏，通常都存在若干字垂直书写形成短行，抵达格、栏底部时再转而书写下一行。可以看作“直下”、“下行”的变异。但关于“邪上”却讫无达诂。一些学者对此做出了推测，马彪和赵益先生都将“邪上”指引为一种较为复杂的书写形式，与“旁行”形式完全不同，陈伟教授认为这些说法都缺乏文献根据，因而说服力不足。

陈伟教授

陈伟教授通过对《史记》和《汉书》中的表，以及里耶秦户版里书写形式的细致研究，佐以欧阳修所撰《欧阳氏谱图》，得出：“邪上”是一种普遍自然的书写、亦即阅读的习惯和观念，是指在分格或分栏状态下，非平行单元之间斜向发生关联，但并不用实际勾画出斜线。它是在秦汉以来谱牒类文献中常常可见的表现形式。对于血缘分化一类关系的表达而言，乃是一种最简单、最自然、最方便的形式。“邪上”与“旁行”相关，向左延伸。在这一点上，它与一般用于表现家族源流而大致对称的树形图谱有所不同。

报告的最后，陈伟教授举了一个有趣的事例，郑樵《通志·总序》说：“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这其实是对《汉书·古今人表》立意的批评，并非为班固不懂得“旁行邪上”的制表方法，而大概是由于《汉书》有些表的内容更加丰富、细致，对于“邪上”的运用其实比《史记》更多。

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教授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教授对早期中国写本书迹进行了专题分析。李孟涛教授试图通过对文本字迹风格和类型的分析，寻找一种可能性的规律，以回答文本身份的问题并实现文本间的关联性应用。字符是解读文献手稿的关键，李孟涛教授为此建立明确标准的字体库，并以类型，风格和手三因素建立文本生成模型。在文本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李孟涛教授为文本书迹研究提出了以下设想：一是对于抄写手的区分不能基于一般的印象，须确定某人的笔迹的具体特征，从总体到细节放大；二是研究判断需要基于大量的同类（同期，同类型文件等）书写；三是抄写手书迹不会在同一文本中多次变化；四是抄写手特征判断标准不能单一化，应该根据书写的多组合特征来识别，如，内在的角度，以及狭窄的对比；五是在研究抄写手时，应排除有意的输入导致的差异，通过书迹的组合指向一个可能对应的身份。李孟涛教授的观点对其他文本的书迹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激发了与会学者的兴趣。

问答环节

在问答环节中，在座的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着陈伟与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教授的演讲内容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关于陈伟教授提及的里耶秦户版竹简示例，会场发生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同样，李孟涛教授的论点，也引燃了各方学者思想的火花。在热烈与依依不舍的气氛中，首日“写本及其物质性”会议圆满结束。

文字：谈欢

图片：彭俞皓

编辑：周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