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3日下午2:00，“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在逸夫第二会议室举行。本场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研究员和耶鲁大学迈克尔·亨特教授发表报告。来自我校及国内外其他高校的师生济济一堂，与两位老师展开了热烈讨论。

刘跃进先生的讲座题目是《文献学的传承与创新——以姜亮夫先生的学术为例》。刘先生首先回忆了自己80年代在杭州大学师从姜亮夫先生求学时的经历。姜亮夫先生当时要求学生们修习的课程，除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基本课程之外，还包括《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技术类的课程，甚至包括《墨子》中的物理现象等科技史的课程，姜先生竭力让学生们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姜先生还将中国古典文献学分为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传统的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问；第二个层次是传统的史学，年号、干支、避讳这些知识；第三个层次是基本的典籍，姜先生给学生们规定了十二部书，主要是五经、《楚辞》、《论语》、《孟子》等；第四个层次是今天划分的哲学、文学、历史等具体学科。这四个层次，对于学习者而言，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但今天中国的教育模式与这个次序是恰好相反的，我们首先划分学科，然后接触这些基本材料，再去搞所谓的研究。

刘跃进老师同时也认为现代学者重拾传统学术相较于过去的学者有以下几个优势条件：1.出土文献数量的大大增加，譬如汉代画像石，鲁迅当年半生收藏不过三四百，而今日成千上万。2.域外文献的回流。30年前，统计到的域外文献不过8万种，今日保守估计在20万种上下。3.电子文献功能的扩展，现在电子文献已经不止于检索功能，进入了全面分析的时代，这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学术工具。

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前的文献学与上一代人的文献学呈现出以下的三点不同。首先，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和资料处理方法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前所未有的学术自信。其次，新资料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于一些过去习以为常，不加审辨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最后，就是新文献出现之后，我们的观念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中国的文献学长期以来相信纸上的，字面的东西，但是这些纸上的，字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材料的复杂性，不能用简单的信古与疑古来概括，要有综合的材料去论证。这些东西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左往右：迈克尔·亨特教授、刘跃进教授、李零教授

随后，来自耶鲁大学的迈克尔·亨特教授发表了题目为《一位“数字汉学家”的札记》的报告，介绍了古代中国文本研究者使用的电子数据库工具和其他的数字化方法，重点讲述了其最新专著《<论语>之外的孔子》中所使用的的数字化工具，并对当前欧洲和美国出现的东亚数字化人文学图景进行了综述。

亨特重点介绍了他在耶鲁大学主持的“广厦千万间”项目，并指出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研究给我们的研究方法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我们认识到与否，都无法忽视其影响的存在。文本的数字化使得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文字编辑，实时翻译，从微观和宏观之间进行转换。同时，文本数字化更有利于典籍原本的保护，也可以在更方便的平台上进行文化背景的经典文本对读。譬如《创世记》与《史记》的对读等等。数字为基础的研究，能够改变我们对古代典籍的理解和认知角度，对其研究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迈克尔·亨特教授

亨特以一个关于“述而不作”个案研究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述而不作”是孔子在《论语》中的著名表达，亨特利用数据库进行模糊搜索之后发现，在中国先秦两汉的经典文本当中，譬如《墨子》、《淮南子》、《史记》当中存在着大量的与“述而不作”相同或相近似的表达。直到西汉时期，人们才将这一表达的著作权归给了孔子，在这之前“述而不作”很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表达。

最后，在场的国内外学者通过提问，与两位报告人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