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7日上午，“写本及其物质性”会议第四场在国学馆226举行。本场的话题围绕中古时期的写本和知识传播展开，三位主讲人分别是来自美国威廉姆斯学院的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系的高奕睿（ImreGalambos）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荣新江教授。本场会议由吴真副教授主持。

吴真副教授

倪健教授以《开蒙要训》为例，讲授了敦煌蒙书中的层类知识。正式开讲之前，他为大家辨析了“著作”、“文本”、“文件”等术语的概念，接着进入对《开蒙要训》的讨论。

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教授

他首先从书目载录、作者、成书时间、文本结构与内容、文献保存、文本形态等方面介绍了《开蒙要训》的基本情况，指出《开蒙要训》曾在较长的时间内流行于敦煌甚至敦煌以外的地区。接着，集中讨论了抄本Pelliot 2578和它独有的一些文本特征，对该手抄本的生产情况以及这部蒙学著作的教学目的和使用方式作了进一步的探究。

这一写本中，文本每四个汉字后面有红色的点作为断句。倪建教授注意到，标点的墨色与正文不同，且出现了很多断句错误。可见标点是在正文抄写完成后加上的，且断句者没能很好的理解抄本中的更改（如字的删除），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阅读原文。此外，在抄本的前半部分，注音字被挤在正文文本的旁边而非字与字之间的空隙中。由此，他作出这样的推测：抄本P.2578的形成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抄写者张氏依据某母本抄写《开蒙要训》文本本身，并在字与字之间预留出足够大的间隙；第二阶段中，读者在文本中加入注音字。他甚至认为，注音者并非张氏而是另有其人。一方面，为注音所加的字墨色更浅，另一方面，这也解释了手抄本前半部分注音字的奇怪位置。

那么，当时的学生如何利用《开蒙要训》进行学习呢？倪建教授指出，写本中出现的注音字可能是学生进阶研习《开蒙要训》前必须掌握的词汇，而P.2578更像是经验尚且不太丰富的老师使用的“教案”。

作为被用来教授汉字书写和读音的教材，《开蒙要训》中体现了当时重要的知识分类，但却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知识。也许正因如此，此前研究《开蒙要训》的学者经常强调该著作面向的是“普通大众”而非“士人”。倪建教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敦煌地区也存在着重视文化训练的士人家族，且《开蒙要训》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所需的范围。因此，即便没有进入印刷文化甚至是官方、私人的目录中，它仍在教育学习中扮演了一系列不同的角色，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拥有广泛的阅读量。

高奕睿（ImreGalambos）教授

高奕睿教授探讨了中古中国写本中复音词的一些固定、特别的书写方式。他首先以Paul Saenger的研究引出话题。在西方，文本中出现的字间距有利于读者进行默读，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字在书写时并没有这样的字间距。那么，中古中国写本中又是如何区隔复音词，从而提升阅读效果的呢？高奕睿教授展示了四种常见的形式。

第一是给字符加上相同的偏旁，从而形成有完整意义的双音节词。这种方法一般运用于外来词汇中。当读到这些词语时，读者不需要知道每个字代表什么，而是直接把握词语整体的意思。高奕睿教授以图片形式展示了写本P.4524中的几个例子。“珊瑚”与“莲花”的写法与它们今天的标准写法吻合；“马瑙”、“芙容”作为其中一个字缺少偏旁的例子，佐证了当时词语写法的不稳定；“照灼”、“巉巖”和“相携”则体现了书写者有意为之的偏旁的同化。

第二是“合文”，即将两个或多个字符连接到一个字形单元中。高奕睿教授展示并分析了佛教写本传统中“菩萨”、“菩提”、“涅槃”的连写形式，指出其经常出现在9、10世纪的敦煌写本中。接着他列举了常会被连写的其他佛教术语如“功德”、“佛子”等，以及一些非宗教性词语如“了也”。这些词语有的是通过一个向下的长笔画连接，有的仅是将字符紧紧地挤到一起。最后，他以几个案例为我们讲解了姓名的连写，如敦煌文献中常出现的复姓“令狐”、道藏中的“元辅”“阴精”等。

第三是一些特殊的标点符号。高奕睿教授展示了P.3211V《千字文》写本中出现在“辨色”二字右下脚的圆形标点，认为这代表着两个字作为同一语义单元。他指出，这种做法在日本经常使用，而目前可见的敦煌文献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另外一种标点方式是出现在P.2319《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写本中一列末尾的“つ”，相当于西语中的连字符，表示这一列的末尾和另一列的开头存在意义上的联系。黑水城出土的一些写本中也有类似的符号。

第四是空格的使用。敦煌P.5596《佛名经》中，上下两个佛的名字间以较大的空格隔开，几乎已经成为此类写本的标准版式。一般来说，由于每个佛名所占的空间大致相当，字数少的名字间似乎应该有更大的空格，然而，有的名字即使空间足够，也进行了某种连写，给其他字留出更大的空间。此举可以标示出语义单元（如“南无”）。西夏文的《佛名经》中也有类似的案例。此外，还存在一些更类似于西方空格的例子，如以中文音译的某些咒语，字与字之间常有不同大小的空格，这些空格似乎并不是随机的，虽未成为中文书写规范，仍值得关注。

荣新江教授

荣新江教授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物质载体的角度，探究典籍作为一种文化是如何在早期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他立足于西北印度、中亚、河西走廊出土的各种典籍实物，来讨论从简牍、贝叶到纸本写卷的转变过程，并进而对不同载体所承载的文本结构、长短、内涵等方面加以讨论，以说明不同文明的知识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丝绸之路看成一条“写本之路”，各类写本对于丝绸之路的运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讨论的对象是丝绸之路上的典籍。其中，最早的是1956年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其字刻在松木上，保存相对完整。然而，西北地区发现的其他木简大多是零碎的，且主要是字书等规模较小的书。早期中国对外书籍传播主要依靠木简，其材质以松木为主，而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大多是桦树皮的写经。这样的载体十分脆弱，保存难度大且难以运输。虽然也有绢帛的存在，但过于昂贵，不可能大量运输。

接着，荣新江教授集中讨论了物质载体对于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影响，并佐以丰富的图片案例。佛教最初的传播是以传法僧的口头翻译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关于“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口授”即背诵，不需要携带笨重的贝叶梵经，就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此时也有写本，但都是《道行经》这样的小经。然而，纸张普及以后，这样的情况大大改观。纸本的出现带动了典籍的传播。从魏晋到唐初，中国僧人有西行求法运动，去中亚、印度抄写佛典，中国发明的轻便纸张使得大部头佛经的抄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纸张的发明同样促进了中国文明的西进，在楼兰发现的《战国策》写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最后，荣新江教授总结道，从简牍、贝叶到纸本写卷，文本物质性的改变使得文本承载的内容增多，纸质书籍的运载量增大，客观上促进了丝绸之路上典籍的传播。在此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流更加迅速，也更成系统，可见物质载体对于知识传播的重大影响。

问答环节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中，在座的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着三位教授的发言踊跃提问，就其中牵涉到的细节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热烈而友好的氛围中，会议的第四场圆满结束。

文字：张婧轩

图片：彭俞皓

编辑：周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