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第五场会议于4月23日上午10:45开始。本场会议由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教授主持，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李孟涛（Matthias L.Richter）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李孟涛教授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早期中国的非线性文本》（Non-Linear Texts in Early China）。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可以视为线性文本，也就是说从文本开始到结束，一连串的句子都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产生作用。有一些早期中国文本会把一些特定的外部文本引入进来，作为一种解说或参考，增加大家的理解，我们目前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如加入谚语、歇后语。因为早期中国文本的非线性特点，我们就必须区分文本的层次、结构。李孟涛教授提出了“经”、“说”两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结构，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下》提到“七术”，其后会紧接着举例解释每一术的含义。司马谈《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特点的论述也有这种结构特点。

李孟涛教授以《国语·越语下》为例，具体阐述了他的非线性文本观点。《国语·越语下》记载了越王勾践和范蠡的一段对话，勾践欲伐吴，范蠡给出了三条原则，“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勾践又继续追问，范蠡回答：“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勾践想要范蠡具体解释一下这三点，但范蠡只解释了第一条原则。从勾践与范蠡对话的这段文本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在进行着一种很不平衡的对话，问者与回答者并不在线性中。读者能从中发现，这个文本有不同的结构，有一些文本是被放置进去。文本的最初层次是在叙述越国这段史事，但为了具备教育功能，有一些文本被插置进来，就像“经·说”体一样。这可以和我们现在网络的超链接做一个比较，我们在用网络的时候，知道这儿有一个东西我没点，我们可以后面回来再读，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是以线性的方式去阅读的。

李孟涛教授

徐建委教授发表的论文题目是《作为方法论的“刘向校书”》。他指出，刘向校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刘向校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其子刘歆在哀帝建平年间卒成其业。他校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整理西汉所有的藏书，皇宫里没有收藏的图书，或者皇宫里收藏了，但是很完整的图书，他并不需要整理。他需要整理的只是皇宫里头有两三个版本，或者是已经散乱的图籍，这点非常重要。刘向此次校书有众多助手参与，已知者有17人，如刘歆、任宏、尹咸、班斿等人。所校图书来源有四种：一是中央秘府藏书，二是太常、太史等官府藏书，三是大臣藏书，四是民间书。徐建委教授指出，刘向每校一书都会写一篇书录，向汉成帝汇报。徐教授以《晏子书录》为例，指出书录的内容包括：这本书是如何整理的，有哪些问题，修改了哪些部分，整理后的书应该叫什么名字，第一篇是什么，第二篇是什么，如何排序等。

徐建委教授以“古书文本的革命”这一概念来形容刘向等人的这次校书，即除少数秘府无藏的书籍外，周秦古籍大多经历了由开放性文本向闭合性文本的变迁，这一变迁表现为三种特征：其一，规模相对成熟的古书，如《诗》、《易》、《老子》、《论语》等，在西汉有多个传本，经刘向、刘歆父子校录、缮写，传本因此而单一，他本逐渐消失。其二，内容、篇章大体成型，但尚未成为一部相对完整著作的一类古书，西汉时代之前流传于世的，是一些相对成熟的篇或篇组，且各本特定某篇中，章数、章次、内容等互有异同。刘向校书时，这些以“孙卿子书”、“管子书”、“晏子书”等为名的篇或篇组，被汇总统一，去除重复，勘校成编，成为《孙卿子新书》、《管子新书》、《晏子新书》等卷帙、篇次、章次定型的书籍。其三，一些单独流传的章或章组，虽具备单章或数章为一篇的形式，各章内容上亦大体相近，有的也有篇或章的题名，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四篇古佚书，但这些材料却不像“孙卿子书”、“管子书”，没有一种共识的类名，即它们不是一部或几部书籍，而是一种无固定归属的材料类文献。刘向父子将这些材料以类相从，重编为一种全新的书籍，如《战国策》、《新序》、《说苑》等，其篇次、章次等也为新定。

徐建委教授在报告中还提出了“章”（Segment）为早期中国文本最小单元的观点，并以《晏子书录》、《老子》等书为例解释他的观点。由刘向校书，徐教授认为《汉书·艺文志》的两点特征应值得强调：其一，《汉书·艺文志》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其二，《汉书·艺文志》更近于一部“类目”，而非“书目”，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但却可以反映当时文献的主体类型。最后徐建委教授以一个形象的比喻结束他的报告，“如果把早期文本的流传想象成一条河流，那么刘向所主导的这次图书整理，就是这条河流上的一座最大的水坝。现今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很多是站在水坝下面来思考问题，而没有意识到或者低估了水坝的存在，若将‘刘向校书’作为基础的方法论，重视并明晰《汉志》的性质，并有效的利用之，会在周秦汉学术、文学研究领域，促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

徐建委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