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6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写本及其物质性”的会议第一场由文学院徐楠教授主持进行。本场发言的两位学者分别是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米歇尔·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教授与复旦大学的余欣教授。

徐楠教授

米歇尔·朗格勒瓦教授在《死海古卷中的<圣经>写本及其物质性》（Biblical Manuscript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Biblical Text Among Dead Sea Scrolls）一文中重点讨论了死海附近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希伯来《圣经》写本。并将其与伊拉斯谟公认本希腊文《新约圣经》(textusreceptus)进行对比,清晰地显明了《圣经》的编修。并在确定这些写本的年代，多大程度上代表制作《圣经》的群体，提供哪些关于《圣经》文本物质性的信息，这些古卷的现代版本和希伯来《圣经》背后的文献学方法等问题上进行阐述。作者首先论述死海古卷发现之前我们所知的古代《圣经》的抄本谱系。最早且最完整的是约公元前一世纪于埃及藏经库里发现中世纪希伯来《圣经》的抄本（图1）。这片区域曾是犹太人社区生活的社区。这是探讨完整的希伯来《圣经》这是最早的抄本，后世很多译本也皆基于此本。而现存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抄本也并不完整（图2），因为《摩西五经》约在公元前900年之时已被烧毁了。

图1 希伯来《圣经》抄本

图2 阿拉伯《圣经》抄本

此外，中世纪4到6世纪期间拜占廷时期，在死海附近的盐基地发现了零散的材料，依靠现代科技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把它展开，用X光做成电子版（图3），却只能看见几行文字而已。而死海《圣经》则将《圣经》抄本研究的时间轴推至一千年前。现在可以用希伯来文阅读圣经文本是一场革命性的发现。

图3 死海盐基地《圣经》X光材料

随后，作者从抄工对文本的修改推导出圣经的不同谱系。在埃及的西奈一个修道院发现的希腊文《圣经》的“西奈抄本”可追溯至公元四五世纪。对比此版本与希伯来《圣经》区别的时候，我们不禁疑问，是这个译者有不同的希伯来文本，还是做了不一样的改动呢？抄工认为有自由改动这个文本的权利吗？

而《圣经》诸抄本的形式也各异。很多卷轴都是写在羊皮纸或纸草上，而这些在当时都是昂贵的材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些卷轴字特别小，因为要省地。但是有一些却有非常大的空白与字母，字母间的空隙也很大。这亦与抄工的态度有关系：抄工认为这个材料值钱与否，或其资金来源如何。

这些发现证实了我们一个想法，圣经有不同的谱系，希伯来《圣经》并不如我们所知道的中世纪的抄本，如阿拉伯抄本，列宁格勒抄本一样，即为这个抄本的定本。它们为同一个文本类型谱系，但是也有其他的谱系，有不同的译文。

米歇尔·朗格勒瓦教授

最后作者重新回到死海《圣经》文本的物质性和重建。由于文本本身的流动性，希伯来字母的演化并不一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管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是有敌对的抄工团体，他们必须要使自己和对方区分开来，字体某一天可能会突然的改变。而作者则利用计算机建立语料库的方法来分析字体。而我们原本以为的抄工的“错误”可能是一种编纂，一种编修性的干预。故我们观看文本本身，必须区分出来哪些是修正，哪些是编纂，哪些是编修，他们不仅是抄工而已，他们也是编修者。我们怎么立界限区分哪个是经文，哪个不是，如果一个书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经卷的版本，而不是另外不同的书，那么我们的标准在哪里。研究这些羊皮卷的学者一般关注宗教性，而不是文本性，关于《圣经》历史上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论寻找一些新的研究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演进历史上需要进行的一种研究的眼光。

复旦大学的余欣教授发表了《物质性—仪式性—艺术表现:中古佛教“藉经具”的博物学解读》一文。文中将经帙、经巾、经案、经函等具有收装和藉承佛经功能的器物统称为“藉经具”,作者从博物学径路出发,运用敦煌文献、出土实物与图像资料进行综合考察,进而超越物质性与文本性分析,着重从仪式实践和艺术表现的角度进行细致的解读,试图揭示佛教藏经的构成及其知识体系与书写、收藏、使用、供养实践的关系,以此为理解中古中国知识-信仰-社会构造和世界图像的一个新的进路。作者运用博物学的视角，构筑了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统一场”。

余欣教授

经轶是以竹蔑为线，用彩色的线为经线，用工艺编制而成，有些里面用绢作为衬里编织而成。不同经文的经秩以不同的颜色、材质与丝绸做成，并有不同标识的方法。除了敦煌材料之外，作者还援引了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范围之内以及日本的材料（图4-图7）。从对于经帙形制的探讨，作者试图厘清以下问题：1. 经帙对于大藏经的构成、写经制度、收藏实践、目录体制的影响；2.不同等级的经帙与佛经的对应关系及其所反映的教义、宗派、判教、经录思想；3.佛塔中安置的不同佛经的选择性及其安置位置说体现的时代的信仰好尚；4.施入经帙的仪式性和官方色彩所呈现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和政教关系。

        图4 经帙局部织纹                       图5 经帙外的签条

 

图6、7 不同经帙外观

其次，作者探讨了经巾的仪式性问题。目前所见经巾实物并不多（图8）。所见在佛教阅读中或者专门转唱的仪式里面，要把经巾扑在经案上，再把经帙或者经卷放在经巾上面进行供养或者转读。有些寺院举办大的仪式需每个寺院要出金巾一条，供养居里面也特别讲到金巾织造、颜色、长度等。作者总结出经巾在使用中的五点仪式性：1.在法会上转念经文时铺设于经案之上，具有庄严、供养的性质和功能；2.施入供养有特定仪式。施经巾疏、施经巾发愿文等范本的存在；3.在某些特定法会（例如小祥）上施入经巾；4.在唱导、转念仪式中或有专门的经巾承担不同的功能；5转经、懺念等仪式性表演中与经卷、经帙、经案、经函的整体配合。

图8 MAS.856 经巾

此外，作者还谈到经涵及各类藉经具在图画中的视觉表现，尤其是在辽代墓葬壁画中（图-图）。最后作者从方法论角度加以总结，本文将器物视为文本记录、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统一场”,考察知识建构与物质形态、仪式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建立器用结构与知识体系、社会生活的关联,进而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生成与构造的深层内涵。从知识——信仰体系的建构过程,重新思考博物学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义,尤为注重出土文献、传统史志、域外典籍和考古文物的互相发明,并力图沟通文字材料、图像资料、器物艺能和相关学科工具,进行会通式的研究,建立起博物-宗教-礼俗-艺术相融合的研究范式。

发言结束后，现场学者与听众对两位发言人的报告均热情地回应并提问。如字迹的模糊性与独特性如何实现数据库的准确判断，米歇尔教授认为这需要众多的材料构成巨大的资料库，才能够识别同一字体不同书写的差异。柯马丁教授好奇敦煌是否存在展示性文本，余欣教授解答比较带有展示性质的文本大部分是宋代以后，而敦煌基本没有。又如为何藉经具在辽代墓葬壁画中多出现。余欣教授认为有两点：首先是辽代本身的崇佛风尚，另外是辽代壁画对唐代壁画母题的继承。

文字：雷雨晴

图片：彭俞皓

编辑：周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