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抄写员：写本研究中我们可以共享什么？

对文本生成过程的关注在文本研究中或许早已是条算不上新鲜的进路：相比起经典文本内容本身的阐释，学者们同样开始思考文本所处的社会环境、生产方式与传播形式。不难理解，“物质性”和“异质性”为何会成为近年来文本研究中两大热词：关注文本的物质载体和物质呈现方式，将有助于更综合地解码文本的社会语境和意义模式；而关注文本的异质特性，则促使我们超越单一文本和单一作者的狭隘理解，在充满张力和层叠的文本肌理中发现其传播、变动和再诠释的踪迹。

文本作为“写本”（manuscript）的研究价值正是在这条进路下凸显。写本，顾名思义，指用笔一类书写物在纸、竹、帛等载体上书写的文本。在印刷时代之前，我们获得的大量书写文本都可视为写本。不过相比起“写本”这个有些耳生的概念，人们更熟悉的或许是“出土文献”一词：简牍、帛书、墓志、敦煌文献……这些文字材料保留了古代原始的遗存，提供了最鲜活的书写印迹。但比起“出土文献”对文本发现地点（如“敦煌”）和文本物质载体（如“简帛”）的强调，“写本”一词则引导我们去关注文本生成的参与者：谁在写？怎么写？

对写本的特别关注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开始追问眼前的文本如何被书写——我们不仅仅关注谁是文本的“作者”（当然，许多集体创作的文本的“作者”概念本就是模糊的），更关注文本流传过程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抄写者或校阅者。他们往往并非纯粹地复制所见或所闻，而是创造性地参与和改造了文本：标音，加注，删节，易字，改笔……每一次抄写都意味着新的知识资源和文化信息涌入，并持久地影响着其后的传播。

毫无疑问，对这些不知名的抄写者和校阅者的觉察为文本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研究者必须有意识地区分“文本”和“副文本”，一面抽剥钞本字体、字形乃至所用笔墨所隐藏的丰富讯号，一面关注文本内异文现象及文本和副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而在同时，这些角色的存在也为我们理解文本的物质性和异质性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挑战：如何衡量物质媒介对抄写风格、格式或布局的影响？如何厘清抄手的差异，并辨析由于抄写员或校阅者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个性化干预所带来的多重文本层次？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召开。从埃及文书、圣经文本到中国简牍文本，我们将从这些丰富的写本研究中一窥中外学者对上述课题的思考与拓展。

一、辨认抄工：写本内隐藏的信息

面对特定写本，我们要如何识鉴背后看不见的抄写员与校阅者，这些考察又能带来哪些新信息？

首先，通过对写本文字间距、墨迹、注释等细节的挖掘，研究者有可能推想抄写人或校阅人的具体角色、知识背景，从而合理地还原写本所处的社会情境。以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教授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对敦煌蒙书《开蒙要训》P.2578钞本的研究为例。细节显示该写本至少有三层书写的痕迹：注音者，断句者与抄写者。大量断句错误暗示了断句者与抄写者之间的文化隔阂，而注音者则似乎未理解抄写者在正文拉开字间距以方便注音的用意，而是笨拙地将注音字挤在了正文文字右方。随后，倪健教授试图从该写本的生产过程和使用方式来反思《开蒙要训》这部蒙学著作的教学目的：他谈到，P.257钞本像是经验尚且不太丰富的老师使用的“教案”，而写本内出现的注音字则向我们提示了学生进阶研习《开蒙要训》前必须掌握的词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材的《开蒙要训》以分类的方式收录了大量复杂词汇，却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知识，倪健据此推测，《开蒙要训》或许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启蒙书，而是旨在为当时士人阶层提供诗歌创造和政府文书写作的基础。

其次，抄手的校改、笔记不但可能留下判断该写本抄写时代的线索，还有助于引导我们推测写本流传的动态形式。如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许建平试以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P.2643《尚书》写本研究来推测《尚书》文本传播中今字与古字的变动问题。许建平在分析中指出，该写本旁注中所用硃笔、墨笔与棕笔显现了后期不同阅读者校改和叠加的痕迹，由此产生了写本的三个文本层次——即P.2643本身，硃笔所据之本文与墨笔旁注所据文本。我们看到，校阅者不仅根据其他流传文本对这件写本进行了添字和添句，还在原有的隶古字上添加构件，使之形同今文。如“下”原皆写作“丅”，后被硃笔添加一点成“下”；“上”原作“丄”，校阅者则添加一横成“上”。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曾认为梅颐《尚书》原本并非全为隶古字，全为隶古字的本子乃是后人伪造。但对校阅者随手改动的觉察让许建平反思了这一论断：他指出，《尚书》原本可能全为隶古字，只是由于写本流传过程中抄者介入和改动，导致越是抄写时间晚的写卷，隶古字越少。

不仅如此，抄写者和校阅者的存在也提示我们在更为社会化、情境化的语境下思考钞本的产生，以加深对文本流变乃至文字演变的复杂性的认识。如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副教授米歇尔·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教授将死海古卷中的《圣经》与《新约圣经》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进行对比，从而推测出《圣经》存在不同谱系。他同时指出，希伯来字幕的演化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宗教原因，政治原因，又或者不同抄工团体之类的对立关系，都可能让字体在某一天发生突然改变。朗格勒瓦教授试图利用计算机建立语料库的方法来分析字体，以此重建希伯来字母的断代。他强调，我们原本认为的抄写“错误”可能是抄工有意的编修性干预。后人阅读写本时，必须细致区分修正与编纂，并反思经文与注释间的界线。

在上述讨论之外，一些学者对抄写者的习惯和意识做出了更为细节性探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伟考察了写本中“邪上”这一书写方式：他指出，“邪上”很可能是指位于非平行形态时相关内容之间的斜向书写与阅读关系，常见于在世系谱牒类文献中用以表达“枝布叶分”的联系。剑桥大学东亚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则思考了中古中国写本中复音词的一些固定、特别的书写方式，他看到，尽管汉字并没有像英文那样词与词之间具有间距区隔，但在中古中国，抄手会通过“合文”、添加偏旁、增加书写间距、用特殊符号标记等方式来区隔复音词从而提升阅读效果。

二、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

正如论坛主题“写本及其物质性”所暗示的，除了文字背后那看不见的抄写者与校阅者外，写本研究同样需关注文本的物质载体，以及文本在物质意义上的呈现方式。物质因素对写本所承载的文本结构、长短及其传播的作用自不必说，如荣新江教授便在报告中谈到了从简牍贝叶到纸本写卷的载体变化对早期丝绸之路上典籍传播的影响。令人感兴趣的是：写本的物质性为我们理解写本开敞了怎样的新视角？

自由学者雅克·迪勒曼（Jacco Dieleman）以古埃及符咒这个有趣的案例，向我们呈现了如何从写本物质性的变化窥视社会史的变迁。符咒是书写于亚麻布或纸莎草纸等材料上的简短辟邪文字，古埃及人将这些材料折叠或卷起，用绳子系在脖子上起到保护生命的作用。迪勒曼教授发现，在罗马时期之前，符咒基本具有固定的形制。但到了罗马时期，不仅不同的版式和比例的符咒一同涌现，其折叠形式也各有差异；符咒书写语言上，也出现埃及文和希腊文等不同文字并存的状况。写本载体为何会从连续的、固定的形制发展到随意的、无序的形制？迪勒曼指出，这可能与巫术的市场化和罗马社会的民族复杂度有关：随着自由市场出现，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神职人员或巫术专家进入市场，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也带来了符咒物质呈现方式的多样性。

事实上，尽管对写本物质性研究的成果及其价值的承认已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但受到传统文本研究思维的影响，一些研究者仍会自觉不自觉地强调“文本性”的优先性，而将“物质性”视为派生的、纯粹是文本内容的某种被动地呈现。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陆扬教授在会议中着力阐释了如何在“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关系下把握写本：他强调，“文本性”与“物质性”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主次关系；一方面，文本意义会受到物质呈现方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文本的物质制作也可能有特定的文本逻辑支撑，其自身也时常形成一种新的文本逻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欣教授的“藉经具”研究为上述“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视角提供了一个实例。所谓“藉经具”，即具有收装和藉承佛经功能的器物。我们看到，一方面，余欣试图探讨文本物质呈现方式背后的意义体系：以经帙为例，不同等级的经帙与佛经具有可辨认的对应关系，并反映出不同的教义、宗派、判教、经录思想；而在不同时代，佛塔中对不同佛经的位置安置则反映出特定的信仰好尚。另一方面，余欣则试图回到器物的使用、实践与仪式过程，探索写本及其物质性与宗教价值或政治合法性建构之间的深层关系：以“经巾”的使用及其仪式性为例，余欣指出，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仪式（如唱导、转念、转经、懺念等仪式）中有专门的经巾承担不同的功能，或与经卷、经帙、经案、经函在仪式性表演中整体配合。在此意义上，作为载体的器物已经成为文本记录、物质媒介、历史原境、历史记忆与历史经验的“统一场”；它所显现的物质形态，所蕴含的意识行为，所导向的使用实践将成为我们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生产与构造的钥匙。在文本性与物质性的综合视野下，研究者得以超越“文本”与“物质”的简单分立，从而深入文本中知识权威或信仰价值的构建与展现。

三、展望：现状与未来

除了介绍各自领域的写本研究成果外，与会学者同样对写本研究在方法和技术上的发展完善提出了建议与设想。

科罗拉多大学的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教授试图在“如何区分不同抄手并辨析手迹相似度”这个重要问题上探索系统的方法论。他指出，无论是某一时代地域的正字法和书写惯例，还是具体的书写工具、书写要求时限，又或者抄手本人的书写习惯等，这些集体的、背景的、个体的复杂因素都将影响写本内的字迹。在文本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谨记，不能凭靠一般影响来区分不同的抄手，而应在大量同类书写的基础上，通过书写的多组合特征来识别抄手，并有意的输入导致的差异。他试图以“抄手”、“风格”和“类型”三范畴建立文本生成模型，用来标准化地区分和描述抄写风格与书迹相似性。

而考虑到写本的脆弱性，德国洪堡大学教授费丽娜·雷佩尔（Verena Lepper）及其团队则致力发展虚拟阅读古代文本的技术。会议上，雷佩尔介绍了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利用虚拟技术研究象岛纸莎草纸项目的初步成果：团队试图通过激光断层扫描、虚拟成像等技术识别写本材质、墨迹，并模拟纸莎草纸的折叠和打开的过程。该技术避免了对这些珍贵、精致而易碎的写本的物理性破坏，让记载在纸莎草纸卷上的字句在屏幕上清晰呈现。

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在演讲中谈及，在写本及其物质性研究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学者，无论致力于哪段历史哪类写本，我们都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基础的问题：诸如不同类型的写本是如何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和接受，它们又是如何为了回应不同的期待而被生产；诸如我们如何确定写本所面向的群体，如何处理文本性和抄本学之间的张力。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新写本的发现，新技术的发展，新方法和新问题的建立和反思，中西交汇中的“写本及其物质性”研究将在这些共同问题基础上，为跨文化的文本研究提供更开阔的视野。

（黄惠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email:hantui@r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