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第一场会议，在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后举行，来自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马克·S·史密斯（Mark S. Smith）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杨慧林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史密斯教授在其论文《古代文本阐释中的范围和回溯阅读》（Scope and Retrospective Reading in Interpreting Ancient Texts）中认为，理解古代文本，需要了解其文化信息，即该文本在作品中的直接背景以及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在文本的阐释中，“范围Scope”和“回溯阅读Retrospective Reading”是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

“范围”，即作者的视野，对于文本而言，指的是文本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所使用的全部文化信息。其后的阐释者无论是否与作者处在同一时代，所拥有的的文化信息往往都是不同的。一方面，为了了解文本的“范围”，阐释者需要进行“回溯阅读”，不仅是对作品本身前期文本的回溯，还有对其他相关文本的回溯，从更多层面上理解文本，从而进行更加全面完整的阐释。另一方面，就本质而言，文本作者的创作本身就是对其“范围”的一个回溯性过程。

史密斯教授指出，过去20年里，现代学者对“当代主体性”的关注远胜于对古代文本作者视野的关注，这也影响了对文本初创时刻的本质理解。然而也正是接受史指出了回溯性阅读的实质，展开了文本创作者本身会使用回溯过程的系列问题。

史密斯教授以《圣经·创世记》中第3-6章为例。《创世记》第3章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记载一向被解读为人类的堕落，成为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基石。从阐释角度来看，第3章的文本本身是没有道德性语言的，“堕落”与“邪恶”是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主体性解读。不同视角的群体会从不同视野看待文本，不仅是阐释者，《圣经》后来篇章的视野与《创世纪》第3章作者的视野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文本的理解阐释过程中需要进行“回溯阅读”。从创作角度来看，近东传统中存在着洪水毁灭人类的神话，《创世记》3-6章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创世模板，可以说作者本人在创作文本时也使用了“回溯阅读”。

因此“回溯阅读”不仅存在于阐释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里。

马克·S·史密斯（Mark S. Smith）教授

  杨慧林教授发表论文《利玛窦与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关于“知”与“行”的追问》（”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from Stoicism to Christianized Confucians: an “Intra- and Inter-lingual” Reading of Epictetus）。福柯《主体的诠释学》一书中不断提及爱比克泰德的论说，并通过“看护自己”（care of oneself）和“认识自己”（know yourself）的关系，描述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和现代人道德主体的生成。

杨慧林教授指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实则是译述了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手册》，在福柯解读爱比克泰德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二十五言》便不只是在中国传教的捷径，其中还包含更深层的东西方对话资源。

爱比克泰德、福柯、利玛窦都涉及到了“知”（Principle）“行”（Application）的关系。其中，福柯认为“认识自己”最终要落到“看护自己”，即“知”最终要落实到“行”，故古希腊哲学向后来基督教观念的过渡不仅是自我修炼的道德实践，还预示了“主体的现代模式”的生成。

利玛窦将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手册》中的内容选取、译述，形成《二十五言》，一方面尽可能遵从中国人的理解习惯，另一方面也把基督教的观念始终贯穿于道德训诫，借助爱比克泰德勾连起中西之间的教化传统。西方传教士大多认为《二十五言》只在乎于向中国传教，没有什么根据来源。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二十五言》宣讲的是儒家道理，比如王汝纯认为“上帝之道就在伦常物泽之中，与我们儒家信仰是一样的”，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所关联。儒家学者普遍接受从“体用一源”的意义上讨论“知行”关系，“知”微而“行”显，“知”“行”合一：由微而显，不仅认知，更应实践，从中启发出一种道德模式的生成，也是福柯所指出的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由显而微，通过伦常物泽来理解不可言说的“体”，不是道德模式的建立，而是通过“行”重构一种新的理解结构。可以说利玛窦对爱比克泰德的译述，也是和中国自身的“知行”学说互相阐发的，中国哲学给利玛窦留下了的思想痕迹体现了文化交流当中的行为性。

杨慧林教授